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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园林与中华儒家文化元典
中华文化元典是园林创作的理论核心,也是园林的精神内核
"园林"并非只是享受生活的一个风花雪月的场域,而是文化领域中特殊的文化载体,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血脉,它凝聚着该民族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和现实感受,积淀着这个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和行为准则。因此,究其实,园林是"各民族的精神产品",用黑格尔的话来说是"替精神创造的一种环境,一种第二自然"。
美学大师朱光潜先生说:人生来就有真善美的需要,真善美具备,人生才完美。苏州园林正是以其丰富的表现形式和内在的精神对人们进行真善美教育的场域,陶冶、滋养着人们的心灵,更偏重于人的内心自觉,激发人的主动参与意识。
中华文化元典即是园林创作的理论核心,也是园林的精神内核。
中华文化元典是指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成为生活指针的具有首创性、广阔性和深邃性的文化经典,对民族的价值取向、行为方式、审美情趣和思维定势等造成深远而又常新的影响。
堪称"元典"的是先秦"六经",包括易、诗、书、礼、乐、春秋以及《老子》、《庄子》、《墨子》、《论语》、《孟子》、《荀子》、《楚辞》、《孙子》等诸子著作。
苏州古典园林是"能主之人"经过"惨淡经营"为"精神创造的环境",是士人将胸中之"灵想""移入于物中的感情"的物化,彰显了以儒释道为核心的哲学思想,绝非花草、树木、山石、溪流等物质原料的堆砌起来的无生命的形式美的构图。
儒家文化元典主要是《易经》、《礼记》、《诗经》、《论语》、《孟子》、《荀子》、《左传》等著作。儒家文化元典对园林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今天主要谈三点:一、崇礼尚德;二、孔颜之乐;三、曾点之性。
一、崇礼尚德
崇礼——圆天和方地成为"艺术的宇宙图案"的园林的天然蓝本
殷周鼎革之际,周公旦"制礼作乐",建立起一整套"礼乐治国"的固定制度,确定了以"嫡长制、分封制、祭祀制"为核心的礼制法规,讲究"名位不同,礼亦异数"。
儒家以人合天,做人,做事,养生,治国,都必须遵循天道、天理,即遵循万事万物本来的自性去做事情,而礼制为规范人们回归"天道"。
具体的礼制法规体现在完成于战国的《周礼》,强调"礼也者,犹体也。体不备,君子谓之不成人",礼,就是身体,身体不齐全的人就是君子说的没有达到正常成长发育的人。
"乐"则是与这些礼仪活动相配合的乐舞,即艺术熏陶,对自然的人进行人文化育,把自然人纳入到政治性伦理性轨道上来,使社会成员都成为"克己复礼"的"文质彬彬"的君子,自觉遵守社会伦理规范,从而达到维持社会秩序和谐的目的。
孔子说:"不学礼,无以立。"
弟子颜回能自觉地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行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汲汲于修养,"吾日三省吾身"(网师园对联出句"曾三颜四"),有一套自律性的人生价值准则,礼仪使人"脱俗"或"免俗",振其暮气、荡其浊气。
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这个规矩就是儒家的"礼"。"不逾矩"就是沧浪亭五百名贤祠月洞门上的"周规、折矩",取《礼记·玉藻篇》"周还中规,折还中矩"之意。还,音旋;中,符合。规矩,画圆方形的仪器,此指法度准则。意谓五百名贤皆能恪守儒家的礼仪法度。
梁思成谈到中国建筑在环境思想方面的特点之一,是"着重布置之规制",建筑形制、大小、高低等,并将其列入国家颁布的营缮令法和建筑法式,强制性执行,僭越逾等者属于犯法。
"象天法地"规范了城市及园林的住宅布局:中国建筑平面之布局中礼式布局,常为南面有中轴,取左右均齐之方式。……其礼式之布局,不仅为用最广,且自古至今仍然不变,实为世界建筑中之奇迹也。……礼为社会秩序之实现,乃中国人所共由之道也。而伦常又为中国社会所重视,如男女有别、长幼有序。礼式建筑乃为实现此等理想之工具也,亦即实现中国民族生活之容器也。
美国学者克里斯蒂·乔基姆在《中国的宗教精神》中说:作为中国建筑基础的有关神圣空间的观念就"被同心、南——北轴心、东——西对称这三条原则所统制,所以这些反映了中国人对宇宙秩序的理解。"
这种布局形制,实际上就是中国"天圆地方"的观念具体化:中轴对称表示"天圆";四周围墙表示"地方"。家宅乃"阴阳之枢纽,人伦之轨模",占据着生命的核心位置,"寒来暑往,祖祖辈辈,繁衍其上,也尽享其乐。与此相应,一套严整的家族制度便滋长出来,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是其要义,国家社会不过是家的扩大,于是君臣义如父子,朋友信似兄弟。世人都尽五常之本份,便为爱人,天下也就达到了仁。"
苏州古典园林,以宅为主、园为辅,宅和园的位置,因地制宜,有前宅后园(留园)、左宅右园(网师园)、双园傍宅(耦园),亦有以小巷将宅园分隔(怡园),也有住宅、庭园、园林自西至东依次展开的(退思园)。
住宅部分均为规则严谨的礼式建筑,建筑的大小、色彩、鸱吻的样式、门当户对、甚至门槛的高度等都严格按照帝制时代品级的规格。建筑格局采用中轴线结构,各类用房由南而北沿中轴线安排,一般结构为:厅房为主,开间、进深、高度、用料、工艺、装修规格最高,开间多为奇数,中国传统文化以奇数为阳,偶数为阴,阳大阴小;门房为宾,两厢为次,父上子下,哥东弟西,哥高弟低,尊卑有序,长幼有节,各居其所"。"
为避内外,在住宅正屋旁侧辟一条长弄,从入门第一进贯穿到最后一进院落,称"备弄",即《长香八物十志》罐,却所 说托还之,的"避已 领 其 厚弄":"忌旁意。"无避弄,庭较苏州清初的屋东偏稍广,则"逸园",因孝而名。园西日不逼;忌长而狭, 高榴松摄 主程文焕是清初表彰的孝忌矮而宽。"供宅内女眷及子。文焕的祖父死了,他的父亲哀大家庭各房进出,女眷避男宾;仆恸失明,他为父亲舔目眚,父亲五年而恢复视从不能穿堂入室,只能行走备弄。备弄也是宅内力。文焕的父亲死后,他又守庐墓长达30年。防火安全通道。
虹饮山房是清初徐士元的私家园林,中部豪华网师园是清代苏州世家宅园的典型,东宅西的古戏台,是徐士元为孝顺双老而建,每逢佳节,请园,有序结合。住宅为一落三进的长廊型建筑,戏班子为二老表演,"以怡其心,安享天年",戏台后"落"为横向单位,"进"为纵向单位,沿中轴线依次面为"春晖楼",取孟郊"报得三春晖"诗意。直接在展开:大门在东南,巽位,属青龙门;门内是轿厅,园林里雕刻"二十四孝",将中华民族道德信仰等抽轿厅后为大厅,面南,位住宅正位,最尊,居中轴线象变成可视具象,潜移默化进行教育熏陶,如拙政之中,面阔五间,三明两暗,正中三间,宽敞宏亮,是园、东山雕花楼都有"二十四孝"雕刻图样。家庭礼仪场所,婚丧喜事、会客应酬均在此,大厅南苏州表达怡亲、娱老的,如怡园、怡老园等。苏为门楼;西侧为书房;大厅后为女厅撷秀楼,专供女州怡园园主顾文彬于光绪元年十月十八日给其子眷们交际应酬,规格较大厅为低。大门东侧"避弄"顾承的信中说:"园名,我已取定‘怡园’二字,在我连贯门厅、轿厅、大厅三进,直通后花园。
则可自怡,在汝则为怡亲。"怡,和悦、愉快。园内各进的建筑高度是前低后高,步步高,也贝氏家祠前庭院门厅东西两廊砖刻:景范、仰符合光照原理;每一进都有称为天井的小院子,藏韩。对宋代名臣范仲淹景仰,北宋范仲淹最早在苏风纳气、聚景,上与自然相通,下接地,雨水可直接州设立的范氏义庄,救助赡养族人;仰慕宋丞相韩降到天井里,苏州的天井里都挖有水井,这就是泉,琦赈灾资政的义举。贝仁元效法前贤,捐资赈灾,资是水之源。泉也象征财源,老屋、老井就是祖先留助辛亥革命党人,救济湖北灾情。出资修建了苏州下的财脉。天井象征家里贮藏着财源。
火车站南面的跨河大桥"梅村桥"(梅村是贝润生父拙政园东部住宅坐北朝南(东南),建筑纵深四亲的名字)和部分主干道,梅村桥就是今的平门桥。进,有平行的二路轴线。主轴线由隔河影壁、船埠、为报答族人对他少年贫寒时的资助,1916年捐资大门、二门、轿厅、大厅和两进楼厅组成。纵观今日12500元创建了苏州第一家公立幼稚园—吴县城东建筑,多纳西方风尚,外国现代建筑大师曾说:"住幼稚园;一生乐善好施,济贫帮困,热衷公益。宅,是居住的机器。"于是将住宅划分为起居室、卧祠堂大厅里供奉列祖列宗男主人,外廊两侧砖室、书房、客厅、厨房、厕所等,纯为功能,按生物人额"敦宗"、"睦族",要求家族内部都应该和睦相处,的生理活动需求,求得舒适、合理,但是把人基本的为人要忠厚、诚实。后进楼即民俗博物馆部分楼供群居习性、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心理特性抽掉了。
奉列代祖母。现在的狮子林管理处办公室是原先古人认为祭祀乃"国之大事",列为五礼之首。
的族校。中国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社会,宗法制苏州是义庄的策源地,清道光二十一年《济阳度重视孝悌观念,早在甲骨文中,就有"孝"字,孝成丁氏义庄碑记》载:"苏郡自宋范文正公建立义庄,为了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加强家庭和谐,营六七百年,世家巨室踵其法而行者指不胜屈。"据民造温馨的家庭气氛起了重要作用。
国《吴县志》记载,清末苏州府所属吴县、长洲、元和苏州园林也宣扬孝义,有著名的"孝义园林",三县共有义庄62家,义田7万多亩,直到1949年,如宋枫桥姚氏园亭,为家世业儒的孝子姚淳所居,苏州还有义庄23家。姚淳以孝闻于里,先墓上有甘露、灵芝、麦双穗之潘儒巷王惇裕义庄,是苏州民俗博物馆的北区异,故名堂曰三瑞。苏轼尝为赋《三瑞堂》诗,有"枫部分,清同治十二年进士王笑山所建。门楼上"敦桥三瑞皆目见",称其"隐居行义孝且慈"。《吴郡睦成风"的字样依然清晰,鲤鱼跳龙门和凤凰牡丹志》还录有姚淳送香给苏轼一事。苏轼手书致谢:的石雕还很精致。"姚君笃善好事,其意极可嘉。然不须以物见遗,惠
尚德——从沧浪濯缨变为对濯缨人的高山仰止
中国在殷商时代就出现了"德"字,儒家所遵从的周文化,更强调"敬德"、"明德"。
拙政园门宕额:基德有常",即立德有准则、常"规。《左传·襄公二十四年》":德,国家之基也。"追求"清芬奕叶",世代德行高洁。
"德"和"福"紧密相联。《易·坤》":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国语·晋语·六》":吾闻之,唯厚德者能受多福,无德而服者众,必自伤也。""天命靡常,惟德是辅",三皇五帝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之所以降福于他们是由于他们本身的"德",有德者才配享天命,建功立业,施惠百姓,得以拥戴,流芳后世,而且德者福寿。表示有德就有福。耦园轿厅砖额"厚德载福",有大德者能多受福。厚德者,具有宽厚待人、团结群众,以"和"为贵的兼容精神。
苏州沧浪亭从嘉靖二十五年(公元1546年)大云庵住持释文瑛因钦重苏子美,复子美之构于荒残灭没之余开始,沧浪亭的主题已经从沧浪濯缨变为对濯缨人的高山仰止了。
自宋荦改建沧浪亭之后,从景仰苏子美逐渐扩大范围到五百名贤,沧浪亭的门额改为"五百名贤祠",成为在任官吏的公众性的休闲园林,要求地方官员以先贤为楷模,注意自我修养,务必清正廉洁,相当于在任官吏的教育基地。
祠中墙壁上还刻有"景行维贤"四字,明确了后人仰慕的是贤德之人。祠中大匾"作之师"三字,五百九十四位名贤乃上天所立之人师。
祠外西侧筑"仰止亭",取《诗经·车辖》:"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高山,比喻道德高尚,仰,仰慕;止,同"之";景行,大道,比喻行为光明正大。
亭壁刻有乾隆御题文徵明像石刻,上刻:沈德"潜持明人画徵明小像乞题句,徵明,故正士也,怡然允之:飘然巾垫识吴侬,文物名邦风雅宗。乞我四言作章表,较他前辈庆遭逢。生平德艺人中玉,老去操持雪里松。故里遗祠瞻企近,勖哉多士善希踪。"赐"德艺清标"四字赞扬文徵明。
园中假山东西两侧分别为康熙、乾隆的诗碑亭。康熙诗碑亭上的诗是:曾记临吴十二年,文风"人杰并堪传。予怀常念穷黎困,勉尔勤箴官吏贤。"含有告诫、鼓励、表扬地方吏治的意思。对联曰:"膏雨足时农户喜,县花明处长官清。"康熙十分重视倡导地方官吏清廉的风气,亲任赏罚,整肃纲纪。乾隆诗碑上刻着《江南潮灾叹》七首。
狮子林中建有文天祥碑额曰"正气凛然",高度颂扬了堪为人臣表率的文天祥的"正气",但这个"正气"的核心以三纲为宇宙和社会的根本:"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文天祥《正气歌》)。碑上刻有文天祥身陷囹圄时寄梅咏怀的《梅花诗》:"静虚群动息,身雅一心清;春色凭谁记,梅花插座瓶。"
住宅门楼匾额,大多出自中华儒家文化元典之中:春在楼门楼朝内一面正中横额:聿修厥德",取"《诗经·大雅·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言不可不修德以永配天命,修行积德,自求多福。
艺圃门楼砖刻额之二:执义秉德。执义",坚持"合理的该做的事。"淑人君子,其仪一兮"汉郑玄笺:"仪,义也。善人君子其执义当如一也。"言"守道坚固,执义不回,临大节而不可夺""。秉德",保持美德。门额带有治家道德格言性质,也是园主的道德写照。
天平山庄"高义园"是乾隆为表彰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范仲淹捐宅创立义庄,以养济族人,以及曾将俸禄五百斛麦子周济"三丧未葬,二女未适"的老友石曼卿等义举,遂取杜甫诗中"辞第输高义,观图忆古人"句意,亲笔写下此三字。
园中建"范公祠",大殿悬"济时良相"、"学醇业广"、"第一流人物"等匾额,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祭奠。立先忧后乐坊,先忧后乐,源于老子《道德经》的启示。"先忧",反映了痛切的忧国忧民意识;"后乐",将个人的逸乐置于"天下乐"的前提下考虑,与民同乐,以精神上的娱乐为主,鄙弃或轻视物质享受。
二、孔颜之乐——
标举寡欲、容膝自安成为苏州园林
立意构景的重要思想
中国人重精神轻物质、想象大于感觉的心理特征,也培养了士大夫们知足的文化心理。于是,标举寡欲、容膝自安,就成为苏州园林立意构景的重要思想,士大夫们升乎高以观气象,俯乎渊以窥泳游,熙熙攘攘,中有自得,培养云水风度、松柏精神,"往日繁华,烟云忽过,趁兹美景良辰,且安排剪竹寻泉,看花索句"(怡园联)。
"孔颜之乐"是苏州士大夫向往的"内圣"境界,也是典出《论语》两则。《论语·述而》:"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孔子说:"吃粗粮,喝白水,弯着胳膊当枕头,乐趣也就在这中间了。用不正当的手段得来的富贵,对于我来讲就像是天上的浮云一样。"
论语《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
孔子说:"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一箪饭,一瓢水,住在简陋的小屋里,别人都忍受不了这种穷困清苦,颜回却没有改变他好学的乐趣。颜回的品质是多么高尚啊!"
孔子这里讲颜回"不改其乐",这也就是贫贱不能移的精神,这里包含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道理,即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为了自己的理想,就要不断追求,即使生活清苦困顿也自得其乐。
蒋勋先生盛赞一千年前的宋朝文人既是品质生活的最佳样本,也是全世界知识分子的最好典范。他们在面对权力和财富时,可以不贪婪,是因为他们心里有山水,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山水,他们很自信,他们知道自己的生命中有比权力和财富更高的价值所在。
网师园山水园门宕额"可以栖迟",出自《诗经·陈风·衡门》:"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泌之洋洋,可以乐(疗)饥。岂其食鱼,必河之鲂!岂其取妻,必齐之姜!岂其食鱼,必河之鲤!岂其取妻,必宋之子!"言居处、饮食都不嫌简陋,娶妻也不求高门大户,安贫寡欲。宋朱熹传曰:"此隐居自乐而无求者之词。言衡门虽浅陋,然亦可以游息。"此境界反映的就是重义轻利的文化性格。
清代苏州灵岩山麓香溪有园径名"乐(疗)饥",是里人韩璟就王心一建于乡间别墅"秀野园"改建的。有秀野草堂、桐桂山房、乐饥斋诸胜。
知足则是一种理性思维后的达观与开拓,是种良好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崇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修养。做人要知足,做事要知不足,做学问要不知足。
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尽显知足常乐的悠然;明嘉靖六年(1527),文徵明辞官在停云馆之东拓展一如玉磬形的书堂玉磬山房,文徵明自赏自乐,觉得"精庐结构敞虚明,曲折中如玉磬成","曲房平向广堂分,壁立端如礼器陈"。"横窗偃曲带修垣,一室都来斗様宽。谁信曲肱能自乐,我知容膝易为安。"仅为斗样宽的容膝之所,"树两桐于庭,日徘徊啸咏其中,人望之若神仙焉"。形象地阐述了知足常乐的境界。
三、曾点之性——
洒落适性是包括追求"雅正"的苏州文士的共同理想
所谓"曾点之性",典出《论语》"侍坐"中,孔子让弟子们"各言其志",子路、冉求和公西华三人都规规于事,曾点却与之气象不侔: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于是,"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宋代理学家朱熹赞"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反对道学家"兢兢业业"的敬畏人生模式的明王阳明,更激赏曾点的"狂者胸次":"铿然舍瑟春风里,点也虽狂得我情。"
曾点的"狂者胸次",反映了他重视主体的生命价值、追求洒落适性的人生态度,正是心性修养的最高境界。
早在明初,苏州俞贞木在石涧书隐增筑"咏春斋",自作《咏春斋记》,以效仿曾点之人生态度:
……先生乃援瑟鼓之,为之赋《考槃》,客曰"裕哉,其顺处乎。"赋《伐木》,曰:谅哉其同人乎!"……弁而五六士,丱而六"七人,浴沂以嬉,风雩以归,而音沨沨而乐怡怡,匪列御御风、匪周观鱼,造物者为徒,而曾皙之与居。舍曰咏春,其曷以名先生之斋庐者哉!"显然,咏春"之命意,实即曾皙之志。"
至明中叶以后,"本朝宪、孝之间,世运熙洽,海内日兴于艺文,而是邦(吴)尤称多士。""吴中自(祝)枝山辈以放诞不羁为世所指目,而文才轻艳,倾动流辈,传说者增益而附丽之,往往出名教外。"
所谓"傲诞之习",有魏晋风流的余绪,自称"有狂"的莫过于唐寅了,唐寅受科场之累,绝意仕途,在苏州城北宋人章庄简废园址上,"筑室桃花坞中,读书灌园,家无担石,而客尝满坐"。
祝允明也说:"治圃舍北桃花坞,日盘饮其中,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有学圃堂、梦墨亭、竹溪亭、蚊蝶斋等。那里"清溪诘曲频回棹,矮屋虚明浅送杯。生计城东三亩菜,吟怀墙角一株梅"他"鬻书画以自存",虽然生活清苦: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甚至"十朝风雨若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信是老天戏弄我,无人来买扇头诗。"但他理直气壮地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种田。起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自称"此生甘分老吴阊,宠辱都无剩有狂"!
明末清初金人瑞也是自以为"狂"的一位苏州才子,他取"圣叹"自号,《论语》有两喟然叹曰,在颜渊为叹圣,在与点则"为圣叹。此先生自以为狂也"!他在《王子文生日》诗中说:"曾点行春春服好,陶潜饮酒酒人亲。"显然,曾点、陶潜同为人生楷模,着眼点亦在洒落适性上。
"狂士"自有性格遭际诸原因,但曾点的洒落适性却是包括追求"雅正"的苏州文士的共同理想。他们将园林营造成"适志"、"自得"的生活空间,有的还直接以"适"命园。如明王鏊弟筑"且适园"、侄筑"从适园",王鏊自己说:
予世无所好,独观山水园林,花竹鱼鸟,予乐也。昔官京师,作园焉,曰小适。今自内阁告归,又筑园焉,曰真适。至是始足吾好焉耳。
王鏊在京城筑园仅"小适",回苏州东山筑园,林泉之心愿始得满足,故园名"真适"。有"苍玉亭"、"湖光阁"、"款月台"、"寒翠亭"、"香雪林"、"鸣玉涧"、"玉带桥"、"舞鹤衢"、"来禽圃"、"芙蓉岸"、"涤砚池"、"蔬畦"、"菊径"、"稻塍"、"太湖石"、"莫厘巘"等16景,都以湖光山色、风月禽鸟、稻蔬花木成景。写诗曰:家住东山归去来,十年波浪与尘埃"",黄扉紫阁辞三"事,白石清泉作四邻",过着"十年林下无羁绊,吴山吴水饱探玩……清泉一脉甘且寒,肝肺尘埃得湔浣"的生活。
小结
鲁迅先生在《华盖集》中写道:"历史上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
俄罗斯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美是一种心灵的体操,它使我们精神正直、良心纯洁,情感和信念端正。""崇礼尚德"、"孔颜真乐"与"曾点之志",是儒家人生修养境界的一种标志,是特殊的修习方式,但就是这种融于生活、又超越尘俗的心性修养,造就了一代又一代的圣贤人格。
当今,园林的设计规划是以中为底,以外为附(主要是科技方面),还是臣服于国际化与标准化的千篇一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
贪大、媚洋、求怪等乱象,是缺乏文化自信的典型表现!作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具象——园林,须从先秦民族元典中寻找道德温暖与精神意志,寻回民族智慧,重植文化之根,正是时代的呼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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